电动叉车：中国制造业转型究竟缺的是什么

中国制造2025计划提出之后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制造业的情况，一层层神秘的面纱被揭开，大家逐渐对制造业的生存现状有了一些认知，更积极的信号是，各领域的专家纷纷会诊制造业，提出琳琅满目的改革方案，大家都希望看到最尖端的高新科应用于中国制造业。作为一个长期的制造业观察员，笔者有幸结识一些制造业的老兵，他们大都长期浸润在制造车间中，对“改革”有着浓厚的兴趣，但却要面对更多现实的无奈，其中一个核心的观点，正如马云所讲:现代制造业不再是工业范畴，它正转型成为服务业，这就意味着，制造业不可能安安静静地躲在实验室里搞研发，或者等着一项新技术慢慢成熟，企业全部的策略必须围绕“客户需求”来展开，而客户需求这个东西又是非常随机的，受广泛的社会元素影响，比如流行趋势会影响耐克、阿迪达斯等服装制造业的订单，而华为/Vivo等智能手机的崛起，又让三星、苹果的订单变得非常飘忽不定，转瞬即逝。

在这种大背景下，当客户订单出现时，中国制造业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生产中，忙碌的工作状态会彻底冲淡之于未来的巨大担心，大家都会拼尽全力吃掉客户的订单，这个阶段，没有太多精力做改革；而当客户订单消失时，制造企业又要处理闲置的员工和设备，需要紧紧地捂住自己的钱袋子，毕竟，谁也不敢保证转型之后，订单会接踵而来。
积跬步至千里，中国制造如何冲破桎梏?
如此的恶性循环之下，中国制造正变得越来越尴尬，经营状况越来越艰难。笔者的一些制造业老兵朋友，直感叹:自己浸淫在制造领域十几年，本以为能靠着多年积累下的丰富经验，打造一个铁饭碗，却发现制造业的饭碗比之瓷器更加易碎。面对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高新科技，他们更多地是敬而远之，一方面，三十五岁的年龄已经不允许自己重新学习编程或者尖端科技，另一方面，这些技术精彩绚丽，却很难落地，制造业要投资这些技术，有可能血本无归，直接挂掉，只能如毒瘾般迷恋着流水线和工人的双手。
现在，中国制造业面对最大的窘境就是利润率太低以及更低的技术含量，一条条古老的流水线依旧矗立在中国制造的车间内，在这样的生产模式中，活生生的自然人被定义成工具和成本，主观能动性遭遇最大限度地阉割。如此模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，也创造了中国制造的黄金时代，但显然，新一代的员工越来越讨厌这些机械劳动，大家都不愿意如肉鸡一样被限制到一小段的流水线上，于是，自动化的概念深受追捧，以期彻底解放人类双手，一些大型产品的制造，如汽车、彩电、冰箱等已经基本实现自动化，但智能手机、iPad等产品的制造，精度要求非常高，目前的自动化机械手臂，是绝没有能力把一根软软的排线准确无误地安装好的。此外，自动化的研发难度非常大，中国制造业内很难见到完全的自动化制程，依旧需要自然人辅助完成生产，也就是说，所谓的自动化生产线更确切地说法是“人机结合”的半自动化生产线，企业主除了要忍受自动化的愚蠢、笨拙，还要忍受其大量的Down time。目前的中国自动化设备往往只能满足单一的产品制造需求，一旦订单更新换代，就会导致大量自动化设备淘汰。投资回收期的太过漫长以及不可控制的高风险，常常让制造企业对“自动化”望而生畏，更不要谈什么智能制造了。
现在，有很多技术都能给制造业带来帮助，比如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云计算等等。按照基本逻辑，这些技术可以帮助制造业预测订单，帮助企业主做出更精准的决策，但同自动化一样，它们因成本问题很难落地，制造业的数据量足够庞大，却缺少足够的算法，忙碌的工人甚至不愿意多看一眼挂在流水线上的显示器，更妄论数据分析之类的高级工作。总的来说，笔者认为，就目前中国制造业的水准来看，不宜大幅度引入高新科技，这些科技所占用的巨额成本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基本运营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制造业更需要一点一滴的“改善”，一些耐用的工具，或者比较成熟的数据采集系统、RFID等可以直接落地的技术,至于说，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技术的研发任务不应该落在制造业上，毕竟，CEO们的精力带宽、资本容量都非常得有限，更靠谱的做法，应该由国企性质的研究院做专项硏发，独立于制造订单之外做模拟测试，等到技术成熟、成本降低之后，再逐步导入制造生产，谨记，中国制造业现在已无法收纳“不成熟”的高新技术，车间不是“技术培育”的温床。
抢人战略，中国工人能否探救制造业?
除了技术层面的问题之外，中国制业还面临着“人才匮乏”问题，笔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过制造人才的三难问题：找不到、招不来、留不下。因为利润率极低，制造业能给予高级人才的薪水并不具备竞争力，特别是同高校研究所、电商、互联网等新兴行业抢夺人才的时候，基本上都会败下阵来，加之，中国整体大环境都更追捧金融、房地产等行业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喜欢呆在写字楼里，而不是满手油污地去研究制造技术，总的来说，中国社会给不了“制造业人才”应有的收入和社会地位，这使得很多高端人才都不愿意碰触制造业，此外，中国的制造企业常常是用工大户，动辄创造数十万的工作岗位，这个属性常常被权臣利用，使之成为消化“低端、过剩”劳动力的工具，如前文所述，CEO们的精力带宽非常有限，面对大量低学历、低技能的员工，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维系经营环境的稳定，而非大刀阔斧地改革，毕竟，谁也不愿意见到“工人大面积失业”的情况。

中国制造业关乎大量工人的饭碗，关系到社会稳定发展，关乎制度、文化和人性，如此重要的行业理应能吸纳更多的高端人才，从技术、运营、规划战略方面做出改善，否则，中国制造业一直会徘徊在基础领域，或者成为一种廉价可悲的“社会工具”。